“摇头水”黑色链条：资质是假的，出口是假的，危害是真

东北制药生产的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

被列管之后，可待因糖浆的销售有着严格的管控，产品的销售以及医疗机构的使用，均需要进行备案，严禁未经批准挪作他用或以个人名义销售。但是汪勇这样的销售人员自有办法。

司法文件显示，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汪勇在上司江某的指示下，采取每件药品给予一定好处费的方式借用诊所资质，以这些诊所的名义到具有精神药品（二类）资质的医药公司备案并采购可待因糖浆，再销往外地。

在报酬方面，江某每月支付汪勇1.2万元，并且，他还按每件可待因糖浆提成300元的标准给予提供诊所资质的人士“好处费”。如此一来，汪勇每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这对比贵阳当地的上班族来说“已相当可观”，并且他还可以将江某提供的“额外”资金用于业务运转。

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汪勇借取了60余家诊所的资质，分别到苗都药业购进可待因糖浆27.78万瓶，按进购价13.6元/瓶计算（以下均同），价值377万元；到苗都药业及贵州华圣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圣药业”）进购可待因糖浆3.5万瓶，价值47.60万元。在江某的指使下，汪勇通过德邦物流陆续将上述进购的可待因糖浆发往广东省普宁市。汪勇在此期间实际从苗都药业、华圣药业进购并发往广东省普宁市的可待因糖浆为30.96万瓶，总价值超421万元。

“对方普宁买主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不断收取基层的诊所资质，以正常的‘医生开具处方，供患者拿药’为幌子，一家家地套取一定量的可待因糖浆，继而聚少成多，并从事违法勾当。”一位流通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对1℃记者表示。

为套取诊所资质，汪勇想到了自己的女同学陈某。现年41岁的陈某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拥有医疗诊所资源。

汪勇承诺支付好处费给陈某，希望她帮助收集诊所资质，用于进购可待因糖浆。

陈某共向汪勇提供了24家诊所资质。

从2017年9月开始的11个月时间内，汪勇利用上述24家诊所资质从苗都药业、华圣药业进购可待因糖浆18.62万瓶，价值253.23万元。陈某从汪勇处累计得到好处费2.4万元。

还有多家基层诊所的负责人如吴某、杨某等，直接或间接为汪勇提供了诊所资质，供其用于采购可待因糖浆。

除此之外，汪勇还找到了贵阳市云岩区护士潘某。潘某向汪勇提供了自己经营的云岩杏林居诊所的资质及其朋友经营的云岩厚江诊所的资质。此后，汪勇利用这两家诊所资质从苗都药业、华圣药业进购可待因糖浆1.99万瓶，价值27.06万元；潘某累计得到好处费9800元。

提供诊所资质者可获得“提成”，按每件可待因糖浆提成300元的标准计算。

2018年7月，因苗都药业开展可待因糖浆出库情况检查工作，汪勇为掩盖其未将出库的药品按规定配送至各备案诊所，而是将药品实际发往广东省普宁市的事实，遂驾驶其轿车将上述进购的可待因糖浆中的30件运至贵州省修文县，并安排吴某、杨某发往各诊所以备检查。

然而，吴某、杨某却将30件可待因糖浆转卖给了其他医药公司的业务员以及诊所负责人等，并由此获得货款4.1万元，每人分得2.05万元。不久，东窗事发。

法院认为，汪勇、吴某、陈某、杨某、潘某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非法经营国家二类管制精神类药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追究5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最终，上述5人均被判刑。

最近苗都药业内部人士对1℃记者介绍，目前，苗都药业仍在正常营业，公司的二类精神药品销售亦在进行，“但有关可待因糖浆的系列药品，需待结案之后才能进行销售。”

假出口

为了确认自己销售的药品是真正出口了，医药销售人员李刚（化名）专门坐飞机到边境口岸“盯梢”，亲眼看到这批货已被运进边境合作区才放心离去。然而，这批货最终还是被“调包”运回国内，流入无经销资质的个人手中。

司法材料显示，2017年10月，李刚听人说有一位客户需要出口一批可待因糖浆到哈萨克斯坦，对方问“能不能出货？”李刚说，“手续齐全就可以。”

过了几天，这位叫姜玉的客户来找李刚，商量出口的事情。李刚说，需要哈萨克斯坦出具的进口许可证，姜玉就去照办了。

很快，姜玉将办好的进口许可证寄给了李刚。随后，李刚将进口许可证寄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精神药品出口许可证。

2018年3月，在收到姜玉的1.3万美元货款后，李刚遂将50箱（5000瓶）可待因糖浆通过物流发送到霍尔果斯。

作为有经验的医药销售人员，对可待因糖浆的管控还是十分清楚的，面对飞来的大单，李刚十分谨慎，“当时有点不放心，害怕姜玉拿到药不出口”。于是，他专门坐飞机到霍尔果斯，看见50箱可待因糖浆运进霍尔果斯中哈合作中心之后，这才回去。

但李刚没想到，这批药最终还是没有出口。


 

在50箱可待因糖浆运进霍尔果斯中哈合作中心之后，姜玉并未实际进行出口销售，而是将这批货存放在了中哈合作中心内的购物商场义乌商贸城，以等待国内买家出现。

经人介绍，姜玉认识了住在霍尔果斯市的宿某。宿某无固定职业，曾有犯罪前科，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霍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宿某随即找到了国门警务站的站长叶某，“帮忙从合作区内拿一批‘止咳糖浆’出来可以赚8万元，这种药是管控药品，需要医生处方才能买到，如果赚到钱一人一半。”

2018年6月，叶某驾驶巡逻警车将宿某准备好的4750余瓶可待因糖浆分两次从中哈合作区走私至霍尔果斯市。宿某将这些药品分别藏匿于霍尔果斯市亚欧国际小区内的地下室及霍尔果斯市内的一处废弃院落。

为了销售这批可待因糖浆，姜玉通过一个“一起喝止咳水”的QQ群，在群内认识了一名湖南籍男子。2018年8月11日，姜玉指使宿某通过物流公司将1200瓶可待因糖浆空运邮寄给该湖南籍男子。

姜玉住在距离霍尔果斯市500公里外的石河子市。姜玉指使宿某将剩余的3550余瓶可待因糖浆运输至石河子市。收到货后，姜玉在其租住房屋附近又将1200瓶可待因糖浆当面交付给上述湖南籍男子。

司法材料指，姜玉以8万元价格将2400瓶可待因糖浆售卖给湖南男子，“姜玉让湖南男子将8万元支付给了宿某，宿某留下4万元后给叶某支付了4万元。”

法院认为，可待因糖浆属于国家管控的麻醉、精神药品，一旦脱离管控，即可能被涉毒不法分子利用而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对实施此类非法经营活动的行为人的处罚应与其他类型非法经营行为有所区分，从而体现依法精准打击犯罪的目的。

最终，姜玉、宿某与叶某3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刑责。

严管之下的隐蔽销售

中国是世界上对阿片类药物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早在2015年5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就发布公告，将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包括口服溶液剂、糖浆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

近几年，国家依然严控麻精药品的销售，同时不断增加列管药品。2019年9月1日起，具有成瘾性的药品泰勒宁最终恢复为精神类“列管”药品身份。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16修改），第二类精神药品定点批发企业可以向医疗机构、定点批发企业和符合规定的药品零售企业以及依规批准的其他单位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并且，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并将处方保存2年备查；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

不过，在一家大型麻醉药品销售企业的一名高管人士看来，第二类精神药品虽然销售管理很严格，但是并不像使用麻醉和第一类精神药品那么严格。

有业内精神药品销售人士告诉1℃记者，由于可待因糖浆的成瘾性比吗啡弱，患者服用后并不会像第一类精神药品或者吸食毒品那般身体反应强烈，“因此在临床上违规多开了几盒，只要服用者不出事，就不易被发现。”

1℃记者发现，目前以可待因糖浆为代表的精神药品（二类）违法案件，大多发生在基层乡镇、村卫生室等地方。

“越是偏远的村级卫生室，违法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大，因为来这里看病，有的既不用刷身份证，医保等信息亦未联网，医生开处方等信息均靠手写，无法进行有效追溯，且执法部门难以施展监督效力。”某流通企业人士告诉1℃记者。这一说法与记者的实地走访相符。

1℃记者曾在华中等地走访发现，很多村级卫生室不需要登记信息，即可进行看病、抓取药品等，有的流程既无处方、病例等文件，亦无销售单据等凭证。

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强，第二类精神药品在黑市的流通亦颇为隐蔽。

据1℃记者调查，第二类精神药品的流通大多为转转、咸鱼等网售平台，购买者先通过拍下虚拟商品，进行线上支付，接着售卖者再通过物流方式邮寄药品到货。

1℃记者曾加入一个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泰勒宁和盐酸曲马多的QQ群，在经过多次交流后，对方卖主发来一条咸鱼平台服装店铺的销售链接，“在这里拍下衣服后，我们按照填写的地址负责发送药品。”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多宗案例显示，闲鱼、转转等平台成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的隐蔽销售渠道。

同时，随着监管部门的整治力度，黑市上的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价格也水涨船高。汪勇所在的公司苗都药业向东北制药进购的药物，价格仅为13.6元/瓶，而在黑市这一价格却飙升到上百元，甚至更高。